能够沉浸在异国文化的机会是吸引老师们来国外项目教学的动力。 清华大学坐落于北京西北，是这个城市最高科技学府。我和我的同事诶米·辛单(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员)和汤姆·布莱斯彻一起住在友谊宾馆。这是一栋建于50年代复杂的建筑， 离学校8公里远， “附近”有许多餐厅。

 

我在上段话最后一个词语加上了一个引号，因为在北京我一直没有距离感。就算是去酒店对面东北方向的市场区也需要很长时间, 自行车是很必要的。

 

在北京，骑自行车是一件不可错过的乐事。 这个超过1500万人的大城市地势平坦，而且有很好的自行车道，即使在高速公路上也一样。 但是像其他东西在中国城市一样， 骑自行车不是一件独自进行的活动，你会融入到很多各个年龄段的人一起骑自行车当中, 很有学院气息。 每天骑自行车8 英里上下班很有禅意，非常有意思。这是在其它地方所体会不到的。

 

北京就像在一个大峡谷里： 看过它的广袤你就相信了。 这个城市由几条环路组成。你可以开车绕着环路朝同一个方向行驶， 一连串的40层高楼呼啸而过，让你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拥有曼哈顿建筑群的洛杉矶城。

 

骑车到市中心(中心在北京是个很大的区域)大概需要90分钟(但是很好玩)， 如果是打车，情况好的话需要40分钟。 为奥运会兴建的地铁项目建成后，你可以很轻松的玩转北京。

 

我们的项目的教学安排使我们能在周末去旅行。可以去的地方简直太多了，但是在一次教学任务中只能去其中几个地方。包括保存完好的16世纪城市（平遥和丽江），乡间自行车旅行地（阳朔），还有其他一些大城市（上海，成都和其它城市）。

 

坐飞机去这些地方旅行没有料到的一个乐趣是民航系统本身：它的效率和速度使得美国的服务显得太原始了。这种效率可以和河内和台北的民航相媲美。价格便宜，登机方便，快速行李托运，安检迅速， 还有就是不用脱鞋子。

 

教学任务非常繁重，旅游和商务旅行不可避免。 这样就没有什么时间去搞学术(当然也没有足够的图书馆资源)。 但是，对于法律工作者， 文化和经验积累会为随后的学术产出打好基础。

 

从国外项目回来， 无可避免的把从新文化中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学术中。对于法学老师， 展现新观点最好的地方在课堂上。 全球化使得了解不同的法律体系如何工作变得很重要，还要了解当发生跨境问题的时候合作或者不合作的办法。 当陷入很大的法律问题时，未来的法律工作者必须洞悉这些事项。对于商法，用不了多久所有法律问题都会涉及到跨国成分。

 

因为法律和文化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住在另外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洞察到自己国家法律体系和其他法律体系的精髓，即便只是了解另外国家的法律系统的皮毛而已。也许重要的是它使人明白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法律是紧紧相连的，这种联系如果不到处旅行看一看就发现不了。 这种洞察力通常需要观众走出教室。

 

以我为例， 或许带有或没有普遍性。 我在北京大学演讲结束后一个法学院的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基础理论研究课题。 这个问题是： “为什么美国的破产法对债务人的处理不如中国破产法严格？”

 

看起来这是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因为回答它需要深入探讨法律和文化如何相互影响。简单的回答了这个学生的问题后，这个问题使我回到美国后深入研究美国破产法历史和政策。 随后经过深入研究，一个精确阐述的答案将在中国翻译出版。这个版本加入了很多内容，更适合当地观众阅读。

 

也许文化对法律产生影响是一个特殊案例，因为这两者都是容易被观察到的，但是还不全面，因此可以作为研究的契机。但是我质疑这一点。相反， 我的猜测是文化已经影响到大部分学科， 对于法律而言， 如果你不深入这种文化当中就无法体会到这种影响。

 

有机会发现象法律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学术理由去国外项目工作。这必然会给自己复杂而深刻的课题指明一两条途径。毋庸置疑，这种觉醒将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增加自己研究的洞察力。 如果再多说一点好处，可以为自己的研究指明一条新的方向，例如比较分析，果真如此， 真是一大幸事。

 

                       伍德沃德